《七篇》是《内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七篇所论述的内容虽然广泛涉及并论述了中医学的各个方面,但它主要还是论述中医学中的气化学说,亦即运气学说。《七篇》能够从古代流传至今,有它一定的社会背景,当然也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它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通过长期的实践验证被人们肯定了下来。《七篇》所具有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七篇》强调了自然界中气候变化与自然界生命现象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强调了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通过金、木、水、火、土五运和风、火、热、湿、燥、寒六气之间的运动变化,说明了宇宙间的自然变化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互相转化,互为因果的。特别是强了人禀天地正常变化之气而生存,受天气异常变化之气而百病由生。《七篇》中把天地入统一起来认识的论述,俯拾即是。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是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其次,《七篇》强调了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着的,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而是在那里不断地在发展、变化着。一切变化的产生都是五运之间运动不已的结果。而五运之间的运动不已,则只是由五运之间的盛衰盈虚引起的,强调了“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天元纪大论》),“成败倚伏生乎动”(《五常政大论》)等等，《七篇》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五运之间的太过、不及、胜复、郁发等等,基本上都是从五运阴阳之间的运动观念来阐述和讨论的。这些认识我们认为也是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
再其次,《七篇》强调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变化是可知的,是有其规律可循的,是可以为人所掌握和运用的。《七篇》中明确指出“五气运行,各终期日。”“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日阴日阳,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天元纪大论》)这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七篇》中还明确提出“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食岁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以安其正,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六元正纪大论》“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同上)这就是说自然界中的变化规律不但可以认识,而且完全可以为人所掌握和运用。这些认识也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
《七篇》正是从这些认识出发,提出了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生理的一系列认识,提出了诊断治疗上的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以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治疗原则。因而可以说《七篇》所论述的内容是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及渊源。当然,《七篇》也还有其不足的一面。这就是运气循环论的认识。《七篇》认为气运变化是循环不已的,但这种运动,则又是循环的,是周而复始的。《七篇》强调:“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天元纪大论》)“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同上)《七篇》中的这种“五运相袭”、“周而复始”、“如环无端”的运动循环没有发展的认识,无疑是错误的。当然,《七篇》中的这种循环论认识,有其历史条件。这就是说古人虽然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注意到了四时气候,暑往寒来,冬去春来,观察到了日月星辰的运行,今年如此,明年也如此,从而认识到了这一切都是在不断运动,但因为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的限制,不可能认识到事物运动和发展的真实面貌,所以很自然地从直观的、表面的现象来认识,并从而得出不完全正确的、片面的结论。
关于运气学说,虽然历代中医书中均有论述是中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如何对待它这个问题上,历来就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对待态度。有人认为“以天之六气,加临于岁之六节,五行胜复盈亏之理,无有不验,传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医学正传·卷一医学或问》)“医之道,运气而已矣,学者可不由此入门而求其蕴奥耶”(《医学入门·卷首·运气总论》)把运气学说中论述的一些内容,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有的中医书如《普济方》、《伤寒钤法》…等,甚至按照五运六气,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而有的人则认为“四序有非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张飞畴《伤寒兼证析义·运气》“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认为运气学说不足为凭,无益于医。有的人则认为“医学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其普天之下皆多风,普天之下皆病湿泄耶?至于一乡之间晴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为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发皆不同。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之谓从;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此之谓太过阴雨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熙宁中,京师久早,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日: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暗,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它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运气一书,…岂可膠泥其法而不求其法外之遗耶,如冬有非时之温,夏有非时之寒,春有非时之燥,秋有非时之热,此四时不正之气,亦能病人也,…况百里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邦,寒暖各异,此方土之候,各有不齐,所生之病,多随土著,岂可皆以运气相比例哉,务须随机达变,因时识宜庶得古人未发之旨;而能尽其不言之妙也。”(汪机《运气易览》序)“谈运气者知天道有是理,不当日理必如是也。……自余有知以来,常以五六之义,逐气推测,则彼此盈虚,应七八,即有少不相符者,正属井蛙之见,而见有未至耳,岂天道果不足凭耶,今有味者,初不知常变之道,盛衰之理,孰者为方,孰者为圆孰者为相胜反旺主客承制之位,固每凿经文,以害经意,徒欲以有限之年辰,概穷之天道隐微幽显,诚非易事,管测求全,陋亦甚矣!……然又有一等偏执见,不信运气者每谓运气之学,何益医!且云疾病相加,岂可以运气以施治乎!非切要也,余喻之曰:若所云者,似真运气之不必求,而运气之道,岂易言哉!凡岁气之流行,即安危之关系或疫之遍行,而一方皆病风温,或清寒伤藏,则一时皆犯泻利;或痘疹盛行,而多凶多吉,期各不同或疗毒遍生,而是阳是阴,每从其类;或气急咳嗽,一乡并兴;或筋骨疼痛,人皆道苦;或时下多有中风;或前此盛行痰火。诸如此者,以众人而患同病,谓非运气之使然欤!…第运气之显而明者,时或盛行,犹为易见,至其精微,则人多阴受,而识者为谁,夫人殊赋,令易寒暄,利害不侔,气交使然。故凡以太阳之人而遇流衍之气以太阴之人而逢赫曦之纪,强者有制,弱者遇扶,气得其平,何病之有或以强阳遇火,则炎烈生矣;阴寒遇水,则冰霜及矣。天有天符,岁有岁会,人得无人和乎?能先觉预防者,上智也;能因机辨理者,明医也;既不能知而且云乌有者,下愚也。然则运气之要与不要,固不必辨,独慨乎知运气者之谁其人耳。由此言之,则凿执者本非智士,而不者又岂良材!二者病则一般,彼达人之见,自所不然。故善察运气者,必当顺天以察运,因变求气,如杜予之言历日治历者,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知乎此,则可以言质矣,而运气之道亦然,既得其义,则胜复盛衰,理可窥也,随其机而应其用,其有不合于道者,未之有也。彝人曰: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与何年运气同,便问某年求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此言虽未尽善,其亦庶几乎得运气之意矣。”(张景岳《类经·运气类》)这就是说对于运气学说中的某些具体运算不可机械对待,应从天地人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处理,这才符合运气学说的精神实质。以上三种意见,我个人同意后者,特别完全同意沈括、张景岳的议论,我个人认为沈括和张景岳的态度,就是对运气学说应有的正确态度。我们对于运气学说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认真研究,但对其中的具体运用,又不能机械地对号入座。为什么要认真研究呢?理由很明显,因为运气学说中所谈的一些规律,是古人多少年来经验的累积。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注意到了四时气候暑往寒来的一般特点,也注意到了各种流行疾病与季节之间的密切关系,注意到了各个年份在气候上和疾病上的共同点,也注意到了各个年份在气候上和疾病上的不同点,从而总结出来一套规律和推算方法。这是很宝贵的一份医学遗产,岂容轻易否定!在目前气候上的变化,各年有共同点,但确也有不同点,客观存在不容否定。至于疾病的流行情况,轻重程度,个年份确也并不一样,某些病,有的年份流行就比较广,临床表现也比较重,而有的年份流行面就比较小,临床表现也比较轻,这些都是事实。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况,我们怎能视若无,而不对中医学中已经提出的一些线索,古人既有的一些有关可贵经验加以重视和研究呢?至于对于运气学说为什么又不可拘泥呢?理由也很明显,一方面运气学说虽然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验累积而来,但是在当时毕竟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科学发展的限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自然变化的全貌,所以也很自然地只能从直观的、表面的现象来作归纳,因而得出来的结论也就自然不会完全正确和那么细致。由于如此,所以《七篇》中虽然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运气学说,然而却一再谆谆告诫我们,不能机械地来运用运气。
《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五常政大论》也说“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更明确地提出来“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何尝是把运气当成一成不变来看待呢?另一方面气候的变化和疾病的流行也完全可以受人的影响,因为在一定条件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人是可以控制自然的变化和疾病的流行的。比如说士天花这个病按照运气学说的推算,多在子午寅申之年流行,但是现在由于人工免疫的结果,天花在世界上基本上绝迹了。在子午寅申的年份里,我们便不大可能发现天花。这就是说自然界的一些气候变化或疾病流行的规律,我们可以加以改变。李天池在所著《时疫温病气运征验论》一书中说:“当于未病之前,节饮食之辛温,慎风寒之传里,即偶染疫疠,可无性命之忧,守身在我,何患于六气耶!人定胜天,不亦然乎。”这些都说
明了气候变化和疾病流行,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的控制,既然气候变化和疾病流行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那么我们在分析古人对于气候变化和疾病流行的一些经验时,又怎么能置现代所有的其它条件于不顾而机械地来运用这些经验呢?由于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对于运气学说必须要有正确态度,可以把它作为分析自然气候变化和疾病流行情况的重要参考,但又不能完全依靠它而不考虑其它条件。更重要的是对于运气学说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再作深入的研究,通过实践,依靠大数量的调查统计资料来作更深入全面地分析。这也就是《七篇》中早就指出的:“善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气交变大论》)一定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总之,我们认为机械的来运用运气学说,把它视为千年不变的至理,或者断然抹煞把它视为迷信,无益于医,无疑都是片面的认识。
中国中医研究院 方药中 许佳松
1982年8曰28日语北京
开心农夫·天意整理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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